正月初六的那弯娥眉月已经西沉，我方才翻过小说《回鹿山》的最后一页。像闪电贯通了旷野孤树，我的心被深深地震撼着，不仅因为书中所说的“能耐着性子读完这篇文字的读者都应该是我的亲人”，更因为作为小说主人公的“父亲”那颗代表中国乡村农民的饱经沧桑与磨难但从不仇恨的心。正是这样一架架被岁月压弯的父辈的脊梁，在艰辛的年代里用责任和坚韧肩起了千万个平凡的家庭，在尘埃里长出了一座座默默矗立的人性与精神的“回鹿山”。
回鹿山，贵为大清皇帝后花园——承德背后的一片猎场，却是一个在地市级乃至县级地图里也难以找到的小山包。回鹿山边的“父亲”又是一位曾经从军但却无功而返的地地道道的农民。这些似乎都预示着小说讲述的是一个低到尘埃里的平凡故事。而且，作者所采用的纪实小说的手法，又注定了作品缺少虚构文学跌宕起伏、悬念丛生、大开大合、引人入胜的情节。因而，在通常意义上，它难以成为《白鹿原》、《风声》、《亮剑》那样扣人心弦的畅销小说。但就是这样一个偏狭的场景、平凡的人物，却被作者用写实手法表现得透彻如漓江，刻骨如版画，深邃如鲁迅。在我一年来读过的96本书中，能让我逐字逐句读下来的，除了张炜的《芳心似火》、张雅文的《生命的呐喊》、刘醒龙的《凤凰琴》、贾平凹的《定西笔记》，就是这部《回鹿山》了。
因为当过一段时间的乡党委书记，所以我对中国农民超出想象的忍耐和不可思议的宽容早就有所体味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被小说主人公大山般的沉默与劲松般的坚韧深深震撼了。他曾经是一名抗日战士，解放战争中荣升营长（许多南下的连长留在地方担任了县委书记），本应有一个不错的未来，但仅仅因为在战场上放走了敌人（二哥）的家属（《三国演义》里关羽放走曹操，《新水浒传》中卢俊义放走童贯莫不如此），最终无功而返，成为阶级至上时代的“秘密”与“污点”。回乡后他当过生产队长，因“历史不清”，在文革中被一个造反派诬告进了班房，折了一只胳膊。伤臂造成的劳动能力下降和枪伤带来的头痛痼疾，使得他在成长中的“儿子”——也就是作者眼里成为无能的废物和靠吃止痛药进而打麻醉剂度日的“彻头彻尾的瘾君子”。儿子蔑视，爱女自杀，后妻病故，养女白眼，养子背弃，渐渐把父亲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，一度沦落到了无柴可烧、无米下锅、无钱可借的尴尬境地。许多次，“父亲双手抱着脑袋，跪在炕上，臀部高高翘起，这个动作常常预示着，父亲又没有阿司匹林或强痛定了。”直到这时，他还在宽容，宽容着儿子与养子、养女，宽容了已经服软的盗窃者，甚至宽容了诬告过自己的造反派，直到咽气他还示意亲属们“不要仇恨”……一次又一次，我的眼睛被泪水迷蒙着。自认坚强的我是极少流泪的，在我的成年记忆里，能使我泪下的作品也只有《穆斯林的葬礼》、《我在天堂等你》和《活着》。我感觉，《回鹿山》就是一部北方版的《活着》。
让我感动的，并非只是父亲的忍耐与宽容，还有不到万不得已从不表露出来的那份坚定与无畏。面对身强力壮的盗窃者的恐吓，外形猥琐的他敏捷地把哨子刀横在了对方的喉结上，划出了一股殷红的血，“用一个男人解决问题的方式”讨回了公道。为了使别人找不出影响儿子报名参军的借口，靠镇痛药艰难度日的他毅然戒掉“毒瘾”，保证“不给政府找一点麻烦，并把政府发给的优抚金全部捐给五保户”。《回鹿山》如一条长长的被辛酸浸泡过的昏黄的胶片，每一位读者拿起胶片细细品读，都会读出岁月深处那电光石火般的人性清辉。
一颗表面受伤的水果，内里往往是丰美甜蜜的。当作者——参军入伍的“儿子”最终真正读懂了“父亲”之后，心怀歉疚并饱含深情地写道：“父亲不高大也不丑陋，他留给子孙的最大财富，是宽广的胸怀和善待他人的品格。‘不要仇恨’，是父亲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声音。”
这就是小说的结尾。作为读者的我，仍意犹未尽。（高洪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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