篇名“旅獒”，意为西方一个名叫“旅”的偏远之国，送给周武王的大犬。原来，周武王灭掉殷商之后，很多蛮夷之国都以“进贡”的方式送来了当地的“土特产”。“旅獒”就是其中之一。针对这个现象，武王的弟弟召公写下了这篇“旅獒”，以之对武王进行政治劝谏。这篇文章虽然以“旅獒”作为标题，但“旅獒”只是一个由头，从全篇的内容来看，它主要阐述了德治的理念与方法，因而可以视为一篇德治主义的政治宣言。
召公的德治思想的原点是:德可以服人，即“明王慎德，四夷咸宾”。它的意思是，君主如果注重自己的德性，就可以对天下形成相当强烈的感召力;四夷之人，都会因为君主的德性而心悦诚服——这个意思，虽然在《尚书》中并非第一次出现，但是，召公的表达更为简明扼要。召公的这句话，已经在君主德性与“四夷咸宾”之间，建构了一种对应关系:君主德性丰沛的标志，就是“四夷咸宾”;那么，反过来说，如果“四夷咸宾”，就表明君主的德性已经达到了一个理想的高度与厚度。
在确立了“以德服人”的原则之后，召公进一步论述了德性与器物的关系。召公认为，四夷选送的贡品，应当是实用的器物，不能是奢侈的玩物。而且，当君主收到贡物之后，应当明白那是自己的德性所致，因此，应当把这些贡物分别赐给其他异姓的诸侯，以弘扬、传播自己的德性，同时又可以督促这些异性诸侯各尽其职守。同时，君主还要把宝石玉器分别赐予同姓的诸侯，以表示自己不在乎这些东西，自己看重的是亲亲之道。在此，召公还特别强调，物因人贵，物贵由人，如果是有德之君所赐之物，则可称为贵重之物;倘若是无德之君所赐之物，则没有什么价值，也没有什么意义。因此，一个君主，如果要让自己的赏赐产生应有的激励功能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自己的德性修养。
召公的这个观点，即使到现在，依然是有价值的。它所涉及的核心问题，是政治权力的依据问题。政治权力为什么有效?别人为什么服从?第一种回答，是凭借暴力。这种流行于“丛林时代”的权力，显然不足为训，远远没有达到“政治文明”的高度，至少是一种很低级的“政治”形态。第二种回答，是凭借器物。你如果服从我，我就给你种种好处。这样的政治权力，比暴力性质的权力要文明一些，可以称为以物质利益为后盾的、契约性质的政治权力。这种政治权力的实质，其实是利益交换。尽管这样的政治权力已经超越了“丛林时代”，但是，召公还是不愿认同。他认为，如果政治权力的享有者缺乏足够的德性，这样的政治权力很可能还是无效的。因为，对方即使领受了你的物质利益，但他心里并不敬重你，他转过身去，就可能把你从心底里删除了、踩下去了;甚至连形式上对你表示尊重，他都做不到。因此，召公劝诫武王，不要以宝石之类的器物来换取别人的服从。
因此，只有第三种回答才是召公所赞同、所提倡的，那就是凭借德性。这种政治权力的实质，是对君主(或其他的政治权力的享有者)的道德、人格、智慧的倚重。相对于以物质利益为后盾的契约性质的权力形态来说，这显然是一种高级的政治文明与权力形态，可以称之为以德性为基础的道义性质的政治与权力。一般说来，政治家如果能在道德、人格、智慧等方面展示出过人之处，就可能更多地提升政治的文明程度。概而言之，政治权力的有效性不能依赖“器物”，而要依赖君主的“德性”，这就是召公关于德性与器物的基本观点。
既然德性如此重要，那么，提升德性之路该如何走?修炼德性的方法是什么?对此，召公的回答是:第一，不为轻慢之事，不以轻慢待人。如果轻慢了君子，君子就不会尽心地为国家服务;对小人也不能轻慢，否则，小人就不会为国家尽力。第二，不以声色自娱。玩弄人的，必丧其德;玩弄物的，必丧其志。第三，不看重那些奇珍异宝，不要想着占有远方的财物，远方的人就会前来归化;尊重贤能之人，就会天下太平。第四，君主应当从早到晚，随时以德性约束自己的言行，任何细微的地方都不放过，否则，大德必为小过所累。
德治之德，主要就是君主之德。德治意味着，君主既是政治领袖，更是道德典范———甚至主要是道德典范。不过，如此完美、如此金光闪闪的形象，对于每个具体的君主来说，其实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。那么，在漫长的历史上，为什么会要求政治领袖兼任道德典范呢?我反复琢磨，找到的根源是:在政治与宗教没有制度性分化的早期中国，君主就是政治领袖、宗教领袖的混合体，是王者、巫师的混合体。因为，只有通过这种“两位一体”的君主，才可以满足先民们的两种基本需求:对政治秩序的需求，对情感寄托的需求，因此，政治领袖总是要站在神坛上。
在西方，在政治与宗教二水分流的情况下，政治领袖不兼任宗教领袖，不承担满足人的超越性的宗教情感的责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政治领袖已经摆脱了他的“不能承受之重”———他的作为道德典范的神圣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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